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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擔保欺詐例外的適用及司法審查—兼評江蘇太湖鍋爐公司與卡拉卡托公司、中行無錫分行保函欺詐糾紛案

青海公司律師網  發布于:  2015-08-13 00:23:58    瀏覽:1442 次

獨立擔保是涉外商事海事交易中經常采用的保證形式,其運作機制實際上是完全吸收和借鑒了信用證的機制,通過擔保人出具書面付款承諾以確立獨立的擔保合同關系的方式,將信用證法律關系中開證行的第一性付款義務轉化為擔保人承擔的無條件的、不可撤銷的擔保義務。相對于信用證,獨立擔保的出具人不限于銀行,其適用范圍也更為廣泛,付款條件往往“履行義務方面的違約事件、或偶發事件,或索還墊付款項,或欠款到期”相關[1]。在實務中最為常見的是國際工程承包合同中承包方收取預付款后為擔保其履行合同義務而向發包方出具的還款保函、履約保函等。作為一般原則,由于受益人因違約等事件發生而提出索款時,擔保人僅有權依據獨立保函的約定對受益人的索款文件及所附單據進行形式審查,如債務人對基礎交易中是否構成違約、受益人是否有權索賠或索賠的金額有爭議,只能在擔保人付款后,再與受益人在基礎合同項下解決糾紛,這就是所謂“先付款、后爭議”(“pay first, argue later”)。但是在實務中,債務人為了避免事后向受益人追償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往往會選擇以“欺詐例外”為由阻止擔保人履行保函項下的付款義務,從而形成保函欺詐糾紛。該類糾紛屬于侵權糾紛,債務人需要舉證證明其在基礎合同項下根本不存在違約以及受益人索款構成欺詐,其訴訟請求才能成立,而該舉證實際與基礎合同密切相關,因此法院對欺詐的認定以及對于基礎合同關系的審查范圍就成為此類案件的關鍵問題。


雖然最高院在2013年底曾經公布了《關于審理獨立保函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對此有所規定,但是由于該征求意見稿尚未正式頒布,因此司法審判中尚不能以此作為依據。近日,最高院發布了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8個典型案例,其中《江蘇太湖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與卡拉卡托工程有限公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無錫分行保函欺詐糾紛案對欺詐糾紛案》[2](以下簡稱“本案”)對保函欺詐案件中的司法審查方式和審查范圍做出了清晰地詮釋,本文將結合該案對中國司法實踐中獨立擔保欺詐例外原則的適用和審查進行評述。


一、案情簡介


江蘇太湖鍋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湖公司”)于2010年3月與印尼卡拉卡托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卡拉卡托公司”)簽署一份建設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簡稱“基礎合同”),約定太湖公司作為承包商,為卡拉卡托公司承建一處發電機組工程。根據基礎合同的約定,卡拉卡托公司分期預付工程款項,太湖鍋爐公司向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無錫分行(以下簡稱“無錫中行”)申請開立以卡拉卡托公司為受益人的預付款保函,保函載明適用國際商會《見索即付保函統一規則》(國際商會第458號)(以下簡稱“《保函458規則》”)。基礎合同還約定,如修改合同必須采用合同修正案形式,會議紀要、傳真等不能產生合同變更的效力。如果太湖公司違約,卡拉卡托公司可以索付見索即付保函。


太湖公司履行基礎合同過程中發生違約,經協商于2011年6月15日與卡拉卡托公司的工作人員簽署了一份會議紀要(以下簡稱《615會議紀要》),意圖變更基礎合同條款,約定太湖公司限期將剩余產品裝運并賠償卡拉卡托公司的損失并將預付款保函延期,解決違約問題,但太湖公司未能嚴格執行《615會議紀要》。后卡拉卡托公司以太湖公司違約要求無錫中行兌付保函。太湖公司向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無錫中院”)提起訴訟,稱雙方已經通過會議紀要修改了合同,卡拉卡托公司索付保函行為不符合合同約定,構成欺詐,請求止付保函。


在兩審審判中,卡拉卡托公司保函索款行為是否構成欺詐始終是雙方爭議焦點。經審理,兩審法院均認定太湖公司的訴訟請求不能成立。兩審法院認定,本案為侵權糾紛,應適用侵權行地法律為即中國法律;雖然涉案預付款保函獨立于基礎交易,但法院在審理保函欺詐糾紛中,可以對基礎交易進行必要的有限審查,否則無法對是否欺詐作出判斷;由于法院認定《615會議紀要》并未發生變更基礎合同的法律效力,太湖公司在基礎合同項下違約事實成立且雙方并未就該違約行為的處理達成一致,因此卡拉卡托公司索賠預付款保函全部金額不構成欺詐。


二、適用欺詐例外規則的法律依據


目前關于獨立擔保的國際性法律文件主要有《見索即付保函統一規則》、《聯合國獨立擔保和備用信用證公約》以及《國際備用信用證慣例》。這些國際慣例和國際公約均明確規定獨立擔保具有獨立性、單據性的特點,擔保人是否應當付款主要取決于受益人能夠提供符合擔保文件要求的書面文件和單據,但是獨立擔保的付款單據往往較信用證單據更為簡單,比如在見索即付的獨立擔保中,受益人僅憑付款請求或者違約聲明就可要求付款,或者按照約定輔以第三人出具的單據或者仲裁裁決、法院判決,擔保人僅對索款文件進行表面審查無疑為受益人進行欺詐性索款提供了可乘之機。因此,各國法律在最大限度承認保函獨立性的同時,也對受益人的欺詐性索款進行法律規制,允許擔保人拒絕付款,即確立獨立擔保制度中的“欺詐例外規則”。


我國目前對獨立擔保的立法尚處于空白,法院適用欺詐例外規則實際上是在現有的民法體系下對欺詐行為進行法律規制。我國民法對于欺詐行為存在法律行為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的雙重規制:前者立足于欺詐對于法律行為效力的影響,在《民法通則》第58條規定“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無效”,并在《合同法》第52條、第54條對合同效力做出進一步規定;后者則主要是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證券法等特別法中明確商事活動中的欺詐行為應承擔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第6條所規定的“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則可以作為欺詐構成侵權的一般法依據。因此,筆者認為,法院審理獨立擔保欺詐糾紛時,適用“欺詐例外規則”的直接法律依據應為《民法通則》第58條以及《侵權責任法》第6條。《民通意見》第68條的內容為“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該條款僅僅是法院認定受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欺詐”這一具體問題的法律依據,并不能作為欺詐排除獨立擔保效力的法律依據。


三、欺詐性索款的認定標準


《聯合國獨立擔保和備用信用證公約》是現行法律制度中唯一對獨立擔保“欺詐例外規則”做出明確規定國際性法律文件,第19條規定了“可以不付款的例外情況”包括:(a)任何單據非真實或系偽造者;(b)依付款請求及支持性單據,付款無正當理由;(c)依保函之類型與目的,付款請求無可信之依據。其中(c)項情形包括:獨立保證向受益人保證之意外事件或風險并未發生;主債務人/申請人之基礎義務已被法院或仲裁機構宣布無效,但保證表明此類意外事件屬于保證風險者,不在此限;基礎義務確無疑問地已滿足受益人之要求得以履行;受益人故意不當地阻止基礎義務的履行;依反擔保提出的付款請求,反擔保的受益人亦即與反擔保相關之保證的保證人,惡意付款者。最高院參照《公約》的上述規定在《征求意見稿》第18條和第19條列舉了構成欺詐的情形。


確切地說,上述“例外”情形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欺詐性索款”,實際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受益人主觀上明知不符合索款條件,仍然通過偽造單據或者虛假陳述等方式提出索款請求,即狹義的“欺詐性索款”;另一類是受益人的索款請求明顯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即構成“濫用付款請求權”。前者強調受益人為了達到獲得不當利益的目的而故意提供虛假情況,存在明顯的主觀故意;而后者則不強調受益人的主觀狀態,僅從客觀上認定受益人提出的索款請求是否明顯缺乏依據,采取客觀標準對受益人的行為進行認定。而《民通意見》第68條關于欺詐行為的認定標準,則強調行為人存在主觀故意。因此,獨立擔保欺詐例外規則中對于“欺詐性索款”的認定已經突破了傳統民法對于欺詐的主觀認定標準,而是采取客觀標準對受益人的主觀惡意進行推定。之所以做出這種突破性規定,主要是考慮到受益人是基礎交易的當事人,對其是否享有保函項下的索賠請求權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有客觀證據表明受益人索賠請求完全沒有事實基礎和可信依據,可以據此推定受益人故意提出虛假索賠以誘使擔保人錯誤付款,濫用索賠權同時也構成欺詐[3]。獨立擔保的付款原理在于各方同意受益人提交的符合保函規定的單據就是推定基礎交易債務人違約事實的有效證明,因此對于受益人欺詐行為的認定采取較為嚴格的客觀標準,從根本上體現了對于獨立擔保運作機制和國際慣例的尊重。


對于“欺詐性索款”采用客觀標準予以認定,在程序法上強化了欺詐案件中雙方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配和完成的重要性。在本案中,法院認為太湖公司承擔較重的舉證責任,必須達到足以“明確無誤”地證明受益人根據基礎合同根本不存在主張付款的任何權利的程度,才能適用欺詐例外規則。如果債務人只是主張且證明雙方存在爭議,則基于對獨立擔保確定的“先付款、后爭議”的商業安排的充分尊重,法院只能認定由擔保人履行付款義務,再由申請人要求受益人賠償損失。因此,本案二審法院認定卡拉卡托公司索款行為不構成欺詐性索款的主要理由是,卡拉卡托公司已經向無錫中行提交了符合保函要求的全部單據,而太湖公司雖然舉出相應證據用于證明其不存在違反基礎合同中關于預付款的約定,但所舉證據還不足以證明其已經完全按照基礎合同關于預付款的約定履行。


四、認定欺詐例外的有限審查原則


當事人提起獨立擔保欺詐糾紛訴訟基于侵權責任法尋求司法救濟,因此法院司法審查應以認定欺詐性索款行為為核心,對獨立擔保法律關系和基礎合同關系進行有限審查。法院有限審查的權力來源于對欺詐引發的侵權糾紛的司法管轄權,而非基于獨立擔保和基礎合同關系,因此法院對于獨立擔保法律關系和基礎交易的審查,不受約定管轄條款或者仲裁條款的限制。相應地,法院對于獨立擔保法律關系和基礎合同關系的審查也限于與欺詐相關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即“有限審查原則”。本案中,二審法院認為“有限審查的范圍應當僅限于受益人是否明知基礎交易債務人并不存在違約事實或其他付款到期事實,還濫用索賠權惡意索賠。”[4]兩審法院圍繞太湖公司提出的《615會議紀要》已經解決其違約的問題,審查會議紀要的法律效力和基礎合同的內容,查明代表卡拉卡托公司在《615會議紀要》上簽字的人員并未提供書面授權,太湖公司不符合相對善意無過錯的情形,不構成表見代理,而且《615會議紀要》違反基礎合同約定的合同修改要件,也未得到雙方實際履行,因此認定《615會議紀要》對卡拉卡托公司沒有法律約束力,也不產生修改基礎合同的法律效果,最終認定卡拉卡托公司按照預付款保函的要求提出全額索賠的行為不構成欺詐。這看似是對基礎合同的內容和效力進行認定,但實際上是為了確定雙方在基礎合同項下的權利義務,以便進一步確定雙方提交的證據是否足以明確無誤地證明太湖公司不存在違約行為,且受益人根據基礎合同根本不存在主張付款的任何權利的程度,極好地詮釋了法院為了認定欺詐而對基礎合同進行必要的、有限的審查的原則。


五、對當事人主張適用欺詐例外的警示


,例合理實踐中引發的侵權法律關系、獨立保函關于預付款的約定履行,屆時服務出在獨立擔保糾紛中,債務人援引“欺詐例外規則”應承擔相對較重的舉證責任。一旦無法證明自己已經全面履行了基礎合同義務,則可能承受舉證失敗的風險。特別是當事人之間對于基礎合同存在較大爭議時,債務人更是難以完成舉證責任。屆時法院對于適用“欺詐例外”將采取嚴格和保守的態度,傾向于保護獨立擔保的獨立性,嚴格把握欺詐性索款行為的認定標準,保障受益人依據獨立擔保迅速得到償付的合法權利,維護國際金融秩序。


此外,由于法院對基礎合同與保函相關內容以及履行情況將進行審查,因此,在設計獨立擔保條款時,雙方當事人應明確約定基礎合同中何種違約情形將導致受益人有權索款,并且將該付款條件作單據化處理,避免受益人依據籠統的付款請求提起索款請求時,因債務人無法完成舉證責任而不能援引“欺詐例外規則”。而且,由于擔保人僅應根據保函條款履行保證義務,沒有權利審查基礎合同及實際履行情況,擔保人和被擔保人為保護自身利益,就需要盡可能為保函設定與基礎合同相配合的風險規避條款。例如在上述案例中,基礎合同約定了按比例扣減預付款保函項下款項的條款,但在預付款保函中沒有相應的規定,導致擔保人無錫中行無法根據基礎合同扣減賠付數額,須根據保函條款全額賠付。由此,導致被擔保人的救濟只得按照“先付款,后爭議”原則,事后向受益人提出異議,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在商談保函條款時,擔保人和被擔保人為了規避獨立擔保固有的商業風險,可以要求設置與基礎合同相對應的賠付比例扣減、責任免除、仲裁/訴訟止付等條款,削弱甚至消除保函的獨立性,降低受益人利用不兼容的保函條款惡意索付的可能。


參考文獻:


1.劉斌:《獨立擔保欺詐例外的類型化》,載于《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5期。


2.李國安:《獨立擔保欺詐例外法律問題研究》,載于《現代法學》2005年第5期。


3.劉貴祥,沈紅雨,黃西武:《涉外商事海事審判若干疑難問題研究》,載于《法律適用》2013年第4期。


4.曹士兵:《中國擔保制度諸問題的解決與展望——基于擔保法及其司法解釋》,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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